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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丰县两学一做专区|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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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沿革

历史沿革

县城考略

  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东丰设治。5年后,建土城。据民国十七年《东丰县志》记载:“旧土城之建筑在前清三十三年(1907年)形似正方,南北长一百六十丈,东西宽一百四十八丈,面积二千二百九十三方丈,城高二丈,池深如之”。“城墙用土筑之,门用木石盖,设治之初,初具规模而已”。城东南西北各辟4门,东门名为翼化,南门名为抚来,西门名为迎恩,北门名为惠远。城内除公署及官府外市房无几,居民寥寥。闹市皆在城外东南关(现丰贸城南端),南关顺城大街(现向阳路)长3里许,市肆鳞次,较为繁盛。关东大街(现药业大街)也较繁华,但仍不如东南关,更不如南关顺城大街。
  旧土城位置,东南角文庙及两等小学校(原县医院位置),南至官当胡同(今工商银行胡同),西北是省立师范(今场站),北邻警察所(今实验小学)。
  民国十一年(1922年),土城逐渐颓秃,由于仁义军经常出没在东流水各县,城内官兵守无凭籍,遂有复修土城之意。民国十二年(1923年)春,军警执法处长常维怀与县令马仲援及地方绅商计议,用烟、赌罚没款作为修城费用。于民国十二年(1923年)春季动工扩建东丰县城,同年秋季竣工。这个新土城,据民国十七年《东丰县志》记载:“大势形方,南北最长五百五十一丈,东西最宽四百一十丈,面积为2.1平方公里”。四方共辟7门:绥和门即大西门,阜安门即大东门,振武门即大北门,偏西为小北门,宣化门即大南门,偏右为小南门,偏左为南便门。新土城墙高2丈,厚1丈,各门的建筑材料均用砖石筑砌。民国十六年(1927年)东丰县车站建成,车站位于城外东南角,距离城内6里许。由于城内至车站行旅不便,为此,于民国十九年(1930年)复于城之东南,新辟一门,名为新开门。大同元年(1932年)夏季,为防所谓“匪患”,经县长王瀛杰募工修补颓塌之处,建筑炮台,坚固城防。伪康德元年(1934年)经商民呈请,于阜安门右侧又新辟一门,名为朝阳门,即小东门,以利商务。以后,南便门逐渐废除。
  县城所有城门伪满时期被破坏,土城墙保存至解放初期。
  1947年,城厢区划北门、南门,东门、西门、中央、新开门6街。1956年,城厢区正式更名为东丰镇,辖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、中央5街,成为全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1958年3月,东丰镇改名为常青人民公社。1961年3月,恢复“东丰镇”名称,辖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4街及忠厚、青龙2个大队。1962年3月,永青、东青并入东丰镇,忠厚、青龙划归镇郊公社。1969年3月,撤销镇郊公社,与东丰镇合并,下辖东、西2街及双胜、久胜、德胜、苗胜、卫东、忠厚、东青、青山、永青、青龙10个大队。1980年1月,镇郊公社从东丰镇析出,东丰镇辖东、西、南、北4街及青龙、东青大队。2003年5月,东丰镇与镇郊乡再次合并,共辖通山街、兴隆街、东风路3个街道办事处,13个社区居委会,10个村民委员会,58个村民小组。2005年2月16日,原仁合乡并入东丰镇,辖西城、府南、兴隆、南站、东兴、府北6个社区,21个村委会、137个村民小组。幅员面积198.90平方公里,耕地5739公顷,总户数31756户,总人口96504人。

“大肚川”的由来

  东丰俗名“大肚川”,因此过去一些资料记为:东丰地形如牛胃,故俗有“大肚川”之称。地形似胃是实,俗名大肚川亦对,但“大肚川”之名并非因地形而得。
  据《清史稿》记,东丰“明属梅赫卫,后属辉发部”。光绪二十八年为海龙属之东围场地,设治“大度川”,置县隶(海龙)府。这个“大度川”并不是指东丰全境而言,据民国五年的《东丰县志略》记:“遂择围心之‘大度川’即‘阿木巴拉洪阔’,设县治,命曰东平县”。这说明,“大度川”只是盛京围场中的地名之一。整个围场乃是“盛京围场”。东丰地处盛京围场中的东围场。设县时东围场地方已由海龙、辉南建厅时占用了20个围,所余的22个划围为东丰县。这22个围的地形又恰好似胃,胃俗称为“肚”,与县治中心“大度川”的“肚”音谐,人们遂将“大度川”谐读为“大肚川”。又因“肚”与东丰地形巧合,后人遂误认“大肚川”是由地形似胃而得名。其实,“大肚川”是东丰境内一个围场的汉译名——“大度川”演化而来的。

地名考略

  一、东丰建县初期,人们命名地名时,大致有两种考虑,一为实,一为虚。
  实是指命名的客观实体,诸如山川、河流、动植物等自然生态。人们所以指实体命名是为了便于识别和记忆。人们初来乍到,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地理条件而言,一个鲜明的标识物,对于人们自身往来和人员交往是十分必要的。人们或因山形而命名,或因河流的走向、清浑、长短而命名,或因某一植物集中生长于斯而命名,或因动物集中于此而命名,或因从事某一行业集中于一地而命名。综上地名大致划分为:以鹿命名的,如鹿圈沟,鹿圈山、赵家趟子、严家趟子,牛家趟子,高家趟子,杨家趟子(趟:动物出没的地方。这里指鹿趟。);以山脉、河流命名的,如二龙山、影壁山、宝山屯、一面山、太平岭、分水岭、黄泥河、横道河、太平川、小河子、半截河、头道河子、柳河沿、桦树河、绕盈河、孤山子等;以地形、地物和文化遗址命名的,如高丽墓、槐巴信、倒扳掌、白砬子、大庙顶、小庙顶、元宝山、钢叉庙、老营房、双庙子、鞍子山、大庙顶、小庙顶、连山堡、盘山堡、搂脖沟、葫芦沟、油瓶顶子、马屁股山、石碑岭、半拉瓢、猴石等;以姓氏或原居地命名的,如吕大窝铺、张匡子、寇家沟、韩家沟、唐家藏子、杜家等;以居住条件命名的,如六家子、六马架、大草棚沟、小草棚子等;以动、植物命名的,如杨木林、蛤蟆塘、马拉草沟、高榆树、荷花池子、仙人掌、蜜蜂槽子、白蒿沟、高梁子、寒葱顶子、双鸭子、蚂蚁、桦树泊、梨树园子等;以地理方位命名的,如小四平、四合堡、西苇子沟、东苇子沟、前双山子、后双山子、上集场、前二十里堡、西二十里堡、东二龙山、西二龙山、上孤山河、下孤山河;以数量词开头的,如五道岗、
二十方地、二道岭、三道岗、三十里堡。
  除此以外,由于建县初期,生活在东丰一带主要为满族人,一些满语地名沿袭下来,如那丹伯、色力河、大度川、拉拉河。
  虚,则指人们对自已安身立命这方水土的某种期待。人们或刚从战乱稍息的辽南,或从水灾旱灾轮替的山东、河南来到此地,他们无不把命运、家庭的幸福寄托于此,因此一些思安祈福,寄托人们某种感情的地名便出现了。诸如建县初期的万寿、太平、兴隆、长发、来安、长安、平安、永安、安守、保安、增福、长兴等。以安字命名的13处,其中平安4处,永安3处,以兴隆命名的7处,以宝字命名的3处,如聚宝、望宝、宝山。在248个地名中,仅“平”、“安”、“福”就有74个,占1/3。这些命名无不反映先民们在饱受战乱、灾荒后对生活的渴求。另外,也反映先民们对人际关系崇尚的道德标准,如忠厚、忠心、忠仁、礼让、至诚、景合、人合、息养、长善。
  虚的另一种形式,是人们对祖籍的怀念。虽然他们不远千里跋涉到此地,但人们那种对根的情结却不能释怀,所以才有辽阳街、熊岳沟等地名。
以文化遗址为名的如高丽墓、仙人堂、石庙子、毛庵沟、石碑岭、老道沟、石头庙。这些文物或文化景观,表明人们对它的认可和某种程度的敬畏。这些地名充分表明先民们对事物的探索和给自已找一个精神寄托。
  二、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,社会不断进步,人们对地名的认识,都有不少变化,除仍然保持先民的“平”、“安”、“福”、“哈”、“兴”等小农经济时代关系个人安危的习俗,升华到与国家、民族同命运的高度。仅以1985年为例,新涌现出的地名,表明东丰人文化层次的提高,反映东丰人国家意识的昂起,如集体、和平、新华、富民、五星红、爱国、爱民、红星、团结。随之而来的是新词汇融入地名中,如曙光、前进、金星、高产、高龙、裕民、钢铁、增产、勤俭、丰源、友好,这些词表明人们从狭隘的个人平安之中解放出来,视野和胸襟已面向社会化,这种变化是时代使然,也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潜移默化的飞跃。所以,地名即属社会学,也属民俗学,更属经济地理学范畴,宜深入研究。
  三、随着人口增多,垦地日广,新居民点的集结,一些新的地名在保持原有传统外,又无不极具时代特色,这是时代政治经济的折射,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与社会的重新判定和企盼。这些新地名中的感情色彩、思想色彩更加明显,它摆脱了建治初期个人安福的局限,而是把安福的祈愿联结在国家民族的兴盛年丰上,诸如解放、爱国、爱民、团结、得胜、久胜等。新意识、新思想的融入,也表明人们的乡土观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
盛京围场流变

  盛京围场是清代东北官围场中最大的围场,纵横四五万里,南自沙河尔郎头三通河沿起,北至阿机格色合勒北义通河沿止,480余里;东自辉发城起,西至威远堡边门止,490余里;东南自骆驼砬子起,至西北三音哈达交界西北封堆止,510余里;西南自美额边门起,至东北色珠勒阿林止,520余里。其范围当今吉林省海龙、辉南、梅河口、柳河、东丰、东辽、辽源市和辽宁省西丰等县市境内。
  盛京围场计105围,分设12边台(卡伦)。根据各围地生态特点和用途,又区分为供皇帝东巡行围用的“御围”,占11围;供盛京内务府捕“岁贡”用的“王多罗束围”,占11围;供捕鹿羔和制造干鹿肉等贡品用的“鲜围”,占14围;供八旗官兵演练骑射用的“历年应捕围”,占63围;其地偏远,不适宜行围的“窎远围”,占6围。
  盛京围场设置的初衷,旨在“不忘武备,雄镇边卫。”康熙曾明确指出:“我朝行围不在于猎兽”,而在于“讲武,使其习熟弓马,谙练队伍”。康乾两朝递至嘉庆朝初,年年例由盛京将军率兵行围,每次虽耗银万两余,也照围不辍。嘉道以后,清廷国势日下,库款支绌,不仅帝王绝迹东巡,就连将军也不带队行围,几至停围。跌至咸丰初,终因“樽节经费”,暂停行围。15年后,虽再议行围,但行围目的却有了明显变化。同治朝以后的多次奏文,多是“于扑打贡之中,寓操练兵之意”,这个本末倒置的变化到了光绪朝,干脆不提“操练”,而只陈“捕鲜”、“贡鲜”了。领纛打围的官阶也由将军降为四品协领,甚而有更低卑的。围场职能的变换,即显清廷的颓势,又露围场解禁的端倪。
  清廷肇兴于东北,对黑土地的禽兽珍果情有独钟。历年行围所获猎物除少数分给行围官兵外,大多输入朝廷,已成惯例。所以,当无力大规模行围时,往日的贡鲜,还是照例要贡的。仅从道光二十三年(1843)硃批削减后贡品品种、数额看,贡品分“鲜围贡”、“冬围贡”、“鹿差贡”、“年贡”4种,分9次进呈。小雪前后贡“初次鲜”(即鲜围贡);冬围之年贡“二次鲜”、“三次鲜”(合称冬围贡);鹿差贡分4次进呈,年底进年贡,将军每岁也须贡鲜。贡品除活鹿及鹿产品外,尚有獐狍野鸡水果等诸多山鲜以及戏物和武备用品。此时,清廷早已把乃祖康熙早期“行围不在于猎兽”和晚期“将围猎取鲜和骑射演武相结合,非徒为扑进口味”的圣训置于脑后,完全耽于口腹之鲜了。
  盛京围场封禁綦严,不断完善和制定保护围场条例,如对私入围场采伐者,轻者枷三月、杖一百、徒三年,重者面刺“盗围场”字样,发配为奴。对违犯条的官员,插箭示街、枷号两月。为了强化围场管理,固定专职捕鲜、贡鲜人员。光绪六年(1880),于今海龙境内建置盛京围场总管署。但无论《盛京围场盗窃例》、《沿边围场防盗章程》,还是围场总管署,都不能阻止盛京围场的解体。
盛京围场解体始自道光朝。道光六年时,已发现围场内有流民支搭寮棚,开垦土地,私挖鹿窖,仅嵌石岭围以北就查出900多处。递至光绪初年,那丹伯、土口子、大沙河,梅河等边台所辖围内,居民聚成村落,垦地阡陌相连。清廷迫于现势,于光绪四年规定:围地已垦者,概予“查丈升科”。这是盛京围场放垦围地之始。此时,盛京围场出现两个新概念:鲜围场、大围场,所谓“鲜围十五以捕鲜,大围九十以讲武”。鲜围又俗称香围,即原海龙境内。与此同时,盛京围场内,第一个与围务乖离并设的民事机构海龙厅正式设置,划20围地为行政区划,隶属奉天府。
  光绪二十二年,大围场丈放,这时,在原有大围场概念中,析出西流水围场、东流水围场,简称西流、东流。它以西丰钢叉岭为分水岭,凡流注辽河各河流域称西流水,几流注松花江各河流域称东流水。西流围场,约45围,即今辽宁省西丰县、吉林省辽源市和东辽县。光绪二十五年,盛京将军奏请丈放东流水围场,约40围,即今东丰县全部和海龙、柳河、辉南、磐石一部分。
  光绪三十二年,鉴于盛京围场解体,围场总管无责可言,盛京将军奏议裁撤盛京围场总管署,宣统二年(1910)九月奉旨裁撤。自康熙第一次东巡始,历经229年,又讲武降至贡鲜的盛京围场,陆续由官地变为民地。
 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,清廷裁撤将军、副都统,建立奉天省,时人或后人在记述这段史实时,也常用奉天围场、奉天大围场等字样。